杨莉莉的博客

香港艺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其地域关系和影响

2010年12月11日

作者 杨莉莉 06:54 | 点击 (417) | 本文地址 | 最新回复 (20) | 我的学术文章

一、引言：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视角及其多重地理空间尺度

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及其产业集群现象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重视。这一重视的背后隐含着某种通过发展特定产业如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多样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愿望。

目前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并非没有争议，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该产业的范围划定也不一致。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官方和学界的认定中，通常涵盖了广告业、建筑（设计）业、艺术、古董和工艺品行业、数字娱乐业、电影和视频产业、音乐产业、表演艺术产业、印刷出版业、软件和计算机产业、广播电视产业等，虽然这些产业对当地GDP的直接贡献不到4%，但其重要性、意义和影响远非于此[1]。本文主要截取其中的艺术产业门类作为关注焦点，尽管艺术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直接经济产出或许也不显著、艺术家群体只是一个很小的就业细分门类，因此，艺术产业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称为（文化）产业，的确是一问题，但从创造性或创意来看，艺术家无疑是最有创造性的群体之一，也日益对城市本身以及更广泛地域产生影响。

探讨香港的艺术产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关注其地理集聚或集群化（clustering）过程，在此，我们同时引入多重空间尺度的分析视角，主要考察两个尺度：1）我们关注城市内部中微观尺度的艺术产业集群或园区，我们将艺术集群看作是众多艺术家及其创作、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形成关联性的地理空间临近模式，了解香港的艺术家活动是否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城市内部的哪些街区或建筑，为什么会形成这些集群，这种集聚分布的艺术集群或园区，对于艺术家有何附加价值，对于香港的艺术产业格局和发展有何意义；2）我们关注更广大空间尺度的集群，将香港作为一个整体，讨论香港的艺术产业或艺术家活动，在更高级别的地理空间，如粤港澳地区、全国或全亚洲等等，是否表现出某种集聚特征，形成了艺术产业中心城市。

总之，本文希望借助当代地理学独特的多重空间尺度分析路径[2]，深化对集群或园区现象的理解，扩展艺术产业集群或更广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机制及其地域关系的研究，为决策机构制定相关产业激励政策，例如培育艺术产业集群、打造高等级艺术产业中心城市、推动文化艺术产业乃至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学术依据和政策思路。

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香港主要艺术产业集群和园区

香港政府统计部门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不同产业门类就业人口及其空间分布数据，但缺乏艺术家的空间分布数据。不过，依据已有学者基于136家艺术家工作室所绘制出的区位分布图[3]，可以发现，香港艺术家工作室主要集中在新界沙田工业区"伙炭"，这里集聚了48家工作室，远远超过集中16家的"观塘"、集中16家的"柴湾"和集中14家的"湾仔"等其他集群。这些集群中的艺术家是否不仅在地理空间上集中分布，而且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关联性或分享着集聚效益或溢出效应呢？据访谈，位于湾仔和伙炭两个集群的艺术家，彼此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相互关联性，而观塘和柴湾两个集群，只有地理空间上的集中性，艺术家之间并没有多少关系，不属于我们所界定和研究的真正集群[4]。另外还有三个艺术家集群：牛棚艺术村（the Cattle Depot Artist Village）、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the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以及画廊比较集中的中环苏荷区-云咸街（the area of SoHo and Wyndham Street）一带 ，也构成了本文重点研究的案例。

1.油街：香港早期艺术集群的普遍故事

据访谈，香港最早的艺术家集聚区始于1998年的北角油街（Oil Street），它也是今天牛棚艺术村的前身[5]。当时几个艺术家向政府租用了一座荒废的仓库，并迅速发展成香港艺术产业的创作中心，尽管它只存在了14个月[6]，但却获得相当的国际声誉。这栋旧工业建筑以其宽敞的空间和位于城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吸引着香港主要从事广告或设计行业的创意人员，服务于靠近城市的商业中心；1999年举办的"油街开放日"活动大大吸引了公众注意力，不过目的却是为了获得大众支持，以便更有效地抗争因租赁到期而可能被逐出油街的命运，但是，仅过了一年，政府还是以都市重建为由，不再允许艺术家继续租用此地。其实，政府主要担心油街艺术家社群一旦发展壮大，就很难再将此物业售出获利。显然，这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判断，因为它低估了艺术家集群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都市的重要性，事实上，十年过去了，此仓库仍然处于闲置状态，尚未转换为其他用途。

油街的故事包含了国内外都可找到的艺术产业集群类似故事版本的所有元素：自发和抗争的艺术家、荒废的厂房或码头仓库、政府或业主对房地产经济利润的追逐等等，国外学者将这一现象和过程概念化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7]。与北京798--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当代艺术集聚区[8]--相比，油街的命运显然很悲惨。这或许是当时政府缺失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话语的结果，今日中国的状况已大大不同，很多城市开始想办法留住艺术家，而不像十年前要赶走艺术家、将艺术价值与地产价值相对立。短命的油街并非毫无影响，艺术家从油街转移到牛棚，并将"开放日"概念和相关活动传递到后来的艺术产业集群，延续着艺术产业与城市公众和社会的关系。

2.牛棚艺术村：文物保护单位下的艺术集群

在公众抗争与强烈协商之下，香港政府于2001年初将九龙前马头角统一屠宰牛羊的"牲畜检疫站"和"屠房"--即牛棚，提供给艺术家[9]。不过，牛棚艺术村至今没有发展到当时油街那么充满活力和成功。其中一个原因与时间有关，在油街解体与牛棚艺术村开张之间的日子里，一些艺术创作能量转移到其他领域，一些艺术家也搬到了其他地方，分散在整个城市，如北角和柴湾等地，使得如同油街那样的艺术家集聚规模难以再现；第二个原因与空间有关，牛棚所在的马头角，对于在港岛从事商业摄影和设计的艺术家来说，并非良好区位，也不是一个能够吸引公众的良好区位，这里没有地铁站，周围是工人阶层邻里，夹杂着汽车修理店和加油站，艺术家反而相当孤立，如同处于孤岛。牛棚艺术村如何延伸到周边邻里社区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挑战。牛棚周边目前是一处急需更新改造的街区，此地虽不是最佳区位，但也属于城市中心区，在附近将有大型商场开发和地铁线路规划的支持下，这一地区的绅士化过程的确为一可行选择。政府目前正在着手研究牛棚作为艺术家场所的未来，以及作为周边城市更新改造之组成部分的议题[10]。如果有关方案能够实施，应有利于艺术家居住于附近邻里、并在牛棚艺术村之外开展艺术活动，从而影响和融入到周围社区，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今天的牛棚艺术村主要由三家艺术机构（艺术公社-Artist Commune、1A空间-1a Space、录影太奇-Videotage）、一间剧场和少量个体艺术家构成。不过，艺术家未被允许居住于此，因而流动性比较大，主要是兼职艺术家，与那种既可生活居住又可创作消费的艺术村或创意集群（creative cluster）[11]相比，牛棚在某种意义上并非一个完整的艺术村。同时，它也不是一处完全开放的公共艺术空间，因为政府依据比较严格的文物保护单位或文化遗产规范，对此地物业加以管理和控制：此地禁止拍照，某些"参观者"很有可能要先登记才能入内。牛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年轻艺术家，而这要求给予艺术家更多自主性以及更少管制。牛棚这种建立在文物保护单位之上的艺术产业集群，反而体现了某种文化或艺术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性，不过，西方国家不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和谐发展的案例[12]。

牛棚艺术家群体缺乏一个管理或凝聚中心，虽然艺术家们会因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保持某种松散的关系，有时也会定期会面，但艺术家对于关联性的看法比较矛盾，有时他们认为要加强彼此之间的整合，有时又觉得这种整合会影响到个体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3.伙炭：自发形成的最大艺术集群

此它目前严格。位于伙炭的油街的艺术家集聚经济，截取最具有创造性伙炭被认为是目前香港最大、最成功的艺术家集群，是一处非官方规划和管理的、集聚在旧工业建筑的艺术家工作室集群。它的形成来自于所谓"伙炭人"艺术家群体在2001年的自主决定，即决定租用位于伙炭某些荒废厂房进行艺术创作。

此它目前严格。位于伙炭的油街的艺术家集聚经济，截取最具有创造性伙炭之所以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艺术家集群，不仅与其临近香港中文大学艺术学院有关，也与其他依托于旧厂房发展起来的艺术家集群，存在类似性，即这些工业旧厂房对于艺术家来说，都属于租金较低的可支付空间，而且，工业厂房宽大的电梯和窗户十分方便艺术家搬运创作用具或作品。虽然厂房被当作办公空间出租，意味着艺术家不能居住于此，但政府和物业管理机构并不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所以，伙炭艺术家集群具有某种生产与生活相融合的特点。艺术家的入驻，对于处于逆工业化过程中难以租出的旧厂房是一利好，也获得了某些看重升值潜力的地产公司的关注和赞助[13]。

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从油街到牛棚再到伙炭的演变，被描述成香港艺术家或艺术产业逐渐从某种政治化的公共行动，撤退到更为私人导向的对艺术作品的关注[14]。位于伙炭的艺术家更喜欢高度私密和安静的个人空间，仅在年度开放日才变成公共空间。也许这种独立于其他艺术展示空间，以及艺术家的自主性，构成了伙炭最主要的特点[15],伙炭人通过逐渐建立起各种组织结构和制度，不断强化其专业性，吸引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公众关注，有利于创造出某种"品牌"或"伙炭人"的认同感，这种品牌形象还吸引了买家、艺术拍卖机构和画廊，这些艺术经纪人在开放日期间或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接触艺术家及其作品，而地方关系网络也依赖于这种集群效应。与观塘、柴湾的艺术家相比，特别是相对于独自分散在旧厂房的艺术家工作室而言，伙炭具有明显的集群效应。

    4.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强调公共性的政府参与式集群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与伙炭不同，它是由一群关注香港艺术和创意开发的行动者，于2008年在石硤尾一家废弃工厂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整个建筑被改造成一个集中式管理的艺术空间，由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并得到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七百万港币的资助，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艺术中心也有参与。JCCAC的理念包括培育艺术产业的生产、公众参与以及对废弃的当代城市建筑创造性再利用。这些不同目标之间虽时有冲突，特别是在公众导向的标准与艺术家需要安静和私人环境进行自由创作相违背的时候。但大体来说，JCCAC是一个成功案例，它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在发布出租单位的最初，面临5倍的超额订购。由于承租人之间竞争激烈，JCCAC的入驻审批程序还将艺术家的履历和项目考虑在内，包括他们参与社区的愿景。此外，尽管视觉艺术被优先考虑，JCCAC还是将新老艺术家和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作为其发展目标之一[16]。

目前，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大约有150个艺术家入住在121个单元空间，包括从传统到实验性质的画家、摄影师、媒体和各种风格的表演艺术家，甚至包括中国传统乐器的制造。管理部门还提供基本的专业设备维修、安保、公共关系、内部信息（简报）等服务。艺术家之间的联系除了正式会议，还包括聚会、项目合作、对工作室的非正式拜访等。集群效应主要表现在公众对这栋建筑和艺术中心的兴趣上，例如，艺术中心的来访者、承租人的熟人或被艺术形式打动之人，都是艺术中心的潜在受众。一些年轻艺术家自称置身于众多艺术家，有利于其尝试新事物。艺术家的相互关联也得益于艺术中心，因为尽管JCCAC比"伙炭"规模小，但其艺术范围和代表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中心的任何互动都能形成某种磁力。自上而下的艺术产业集群，即便在香港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也不失为一种成功模式。

5.湾仔富德楼：联系密切的艺术创作小集群

位于湾仔的富德楼是一个规模小但更密切的艺术产业集群[17]。富德楼只有一栋建筑，建筑的所有者因偏好艺术，而将其出租给艺术家群体。富德楼的所有28个房间被用作艺术工作室、书店或者到访艺术家的临时居所。由于其延展出很好的集群理念，加之很有吸引力的中心区位，以及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使得富德楼反而比"伙炭"的社群关系更紧密。富德楼没有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那样多的艺术类别，许多艺术家把艺术看作政治，通过与独立艺术家、民间运动和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发挥艺术的社会作用。富德楼虽然不属于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那样的公共空间，但也通过书店、研讨班、展览会等形式，实现某种程度的开放性。

6.艺术发行：香港苏荷-云咸街艺术画廊集群

近年来，位于香港中心区位的苏荷（Soho-南好莱坞街）逐渐发展成偏重于当代艺术画廊和相关艺术家工作室的集群，因其优越的城市旅游中心区位而吸引大量访港游客，以及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人。艺术家对Soho的热情不仅来自于这里生机勃勃的气氛--特别是夜生活，例如，近在咫尺的兰桂坊酒吧街；更是由于这里集中了大型画廊、艺廊，能够吸引周围许多潜在买家，虽然由于租金高昂，工作室数量相对较少，且大多为资深艺术家所有。

香港Soho-云咸街的画廊集群不仅是一个艺术生产空间，更是一个艺术发行空间。据实地考察，30家画廊主要坐落于云咸街和好莱坞街沿途，这样的集群区位是由市场决定的，在香港，很多个体购买者要么是富裕的外籍人员，要么是外国游客，当然，市场之间的互补也很重要，例如，事务所和酒店等场所对于艺术品的需求等，这些艺术品购买群体一般都集中在中心商务区（CBD），而Soho正好位于外籍人士比较集中居住的半山，及其办公场所比较集中的CBD之间[18]。

三、集群模式及其对本地艺术家和艺术产业的影响

香港的艺术产业集群和园区，表现出多样的发展模式，既包括自上而下模式也包括自下而上模式；有的偏重于艺术的公共空间和社区参与，有的更重视艺术圈内部的交流；集群规模有大有小；区位空间特点也各不相同，有的占据城市废弃空间、工业建筑或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处于优越的商务中心区位；有的以创作为主，有的偏重于展示和销售，也有的属于两者逐渐混合型。

这些艺术集群对香港艺术家产生了积极的附加价值。一方面，集群为艺术家提供了面对面的直接联系，能给艺术家带来灵感、反馈与同行认可，特别是同行认可很重要，因为艺术在香港并未得到很高推崇，艺术家很少获得艺术圈以外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和共事的艺术家研讨自己的工作可以增强信心。另一方面，集群增加了艺术家面向公众和艺术市场的曝光率，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在公共关系管理上的成效、开放日活动的举办，以及像"伙炭"、"牛棚艺术村"这样的集群品牌效应，对艺术家具有异常关键的价值，因为它吸引了策展人、记者、画廊主和买家，当然，除了金钱以外，"找到自己的风格"、"被艺术圈知晓"、"建立自己的受众群"、"出名"等也是艺术家看重的成功表现。所以，尽管不少艺术家自称很少或从未售出过任何作品，他们还是认为集群或园区为其创造力提供了养分，有助于成功。

总之，香港艺术产业集群或园区中偏向生产创作型（生产型）的艺术集群，具有强化艺术家面对面交流、形成圈子、刺激创作的价值；展示型艺术集群有利于艺术家与公众的关联，甚至不乏旅游观光的价值；能够吸引艺术中介机构的中介型艺术集群，可为艺术家的成名和市场化，提供机会；主要由画廊构成的艺术商业集群，反映了香港市场型（消费型）艺术集群和园区的重要地位。

四、城市外部空间尺度：艺术集群的地域关系

如果进一步考察香港艺术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香港本地艺术产业的整体影响，可以发现：香港地域狭小，因而本地艺术家的关联性比较密切，很多艺术家同时属于几个艺术集群或园区，加之受到香港政府对公共艺术机构的扶持和资助，香港艺术家主要以服务本地市场和公众为创作导向，具有某种自我维系的封闭特点，各个艺术集群虽然承担了某种凝聚和节点的功能，对于建立香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更广泛区域水平上的艺术产业中心城市，具有一定作用，不过，香港艺术产业集群在创作、展示和销售等主要环节上却存在明显的相互脱节。主要表现为苏荷-云咸街的商业画廊集群和当地其他艺术创作类集群之间关联很弱，香港大部分画廊以国际市场为目标，比较推崇内地的当代艺术家，尤其是那些在国际市场和香港市场都好卖的北京艺术家作品，以及少量来自上海和四川的艺术家作品。到目前为止，这一国际知名的画廊集群还没有成功为香港本地艺术品创造出市场。即便香港拥有全球知名的两大拍卖行苏富比 (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以及日益知名的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它们也几乎与香港本地艺术家集群无甚关联，主要拍品和展品来自中国内陆以及日本和韩国或其他海外艺术家。

香港艺术集群之间、以及艺术展示、销售和创作等不同环节之间的脱节，说明香港整个艺术产业体系的某种失衡，这一问题涉及香港艺术产业及其各环节在更大地理空间上的格局和地域关系：

1．从最大地理空间尺度而言，香港明显表现出作为亚洲艺术品进出口销售、展示和推广中心的地位。一方面，香港实行艺术品进出口贸易免征关税的优惠政策，早在1973年和1986年就吸引了两大拍卖行苏富比[19]和佳士得[20]分别入驻香港。虽然艺术品交易后来在北京和上海也繁荣起来，但香港依然占据中国市场45%的最大份额，目前香港艺术市场已成长为除纽约和伦敦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市场，有关资料估计2007年的销售额达到38亿美元，而当代艺术品的交易额从2003年到2007增长超过200倍[21]。此外，自2008年首届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举办以来，这个艺术博览会已成为亚洲艺术界第一博览会，引发了足够数量的拍卖、画廊展览和艺术研究，地位远远高于历史更悠久的北京和上海艺术博览会，有望成为亞洲的巴塞尔艺术展 (Art Basel)，香港作为亚洲艺术品第一市场的地位已然确立[22]。

与此对照的是，香港艺术家的实力并不强，地位也不高。由于香港社会普遍存在轻视艺术、轻视艺术家的观念，当代艺术理论研究也极为有限，艺术教育质量也有待提高，本地艺术家集群所生产的作品难免存在时空局限性，加之，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精神行为不能立即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和经济价值，这种需要艰苦奋斗、自甘寂寞，方能取得成功的精神，和香港这个物质社会务实重利的价值观相悖离。所以，香港本地作品反而难以出现在作为亚洲艺术品市场的第一交易城市，推广本土艺术的画廊和艺术空间的数量也很有限。

2．从粤港澳或"珠三角"地域尺度而言，香港作为亚洲一流艺术品交易市场的"门廊"地位，并没有产生临近外溢效应，惠及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艺术家，事实上，珠三角艺术产业在官方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治和经济话语之下，得到强大的体制扶持，而且广深在官方参与和扶持的当代艺术研究机构方面，相对香港也有一定优势[23]，那些在国内外拥有较大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24]，不少在广东成了名（然后在北京发展壮大）。尽管如此，香港并不把珠三角作为其艺术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愿意和京沪城市做资源交流及整合。这说明艺术跨国资本并不存在单纯的"地缘亲善"，而总是从一个国家的宏观坐标来计算艺术的商业利润，讲究整体布局，因此出现这种"反集群或反临近"现象。不过，香港的跨国艺术资本以打造远东最大交易平台为目标，但却无法得益于临近地区的优秀艺术品供给，长期以往，反而会使其交易性和商业性受到压制。

五、政策含义：建构跨地域艺术产业生态平衡

将多重地理空间尺度分析方法与艺术产业集群和园区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有利于把握艺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如前所述，香港及其所在粤港澳地区艺术产业发展之不平衡性，是其最明显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对于粤港澳地区的各级政府，也不失为一个施政机会，而政策思路的关键是要思考如何从粤港澳大尺度范围，而不是局限在个体城市及其内部艺术集群或园区，确定艺术产业各环节的部门分工与地域布局。

对于香港而言，首先，要特别注意到香港本土艺术家创作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所处粤港澳文化地理区以及更远距大陆艺术家的交流和比较，密切相关。与北京等地大陆艺术家相比，香港独特的复杂社会，反而产生了一些为数不多的单纯之人，他们更关注生活情趣的体验、情感状态的把捏，以及日常生活的孤立感，因此，香港的艺术创作较为个人化、温情化，与大陆流行的政治感伤、脸谱符号等浮躁的艺术潮流，形成对比。香港目前最著名的艺术家白双全及其作品，可以说代表了本土风格[25]，白双全是伙炭"二楼五仔"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也是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的唯一参展艺术家。白双全和内地艺术空间和艺术家交流较为密切，2009年初曾作为驻场艺术家在广州维他命空间，从事创作和展览。珠三角地区的艺术家成长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岭南文化圈，原本具有轻松活泼、表现日常及消费主义的艺术风格和工作方式，而香港艺术家将这种风格发展出更为单纯清新的风貌，这种关注日常和自我的思维方式，在内陆艺术界"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反而逐渐凸显为某种艺术趋势。其次，香港应意识到其艺术推广和销售优势的临近外溢效应，有赖于香港对大陆其他城市政治想象的转变，香港作为艺术品发行销售的门户城市，必须把珠三角城市作为其艺术产业体系的重要部分，而非仅仅关注建立在某种想象[26]基础的京沪等城市。如果香港放下自己的身段，关注珠三角艺术产业的相对地缘优势，积极和珠三角城市合作，对于重市场轻学术的香港艺术生态，可能是一个有利补充和平衡，对于培育粤港澳地区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吸引外流艺术家回流，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近年来，外流艺术家在北京等地已积累丰富的艺术资源，在打通作品推广人脉之后，不必继续忍受京沪等超级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艺术家陆续返回业已习惯的本土。

对于广东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如何留住艺术家，打破艺术家"广东出名、北京发展"的怪圈。广东留不住优秀艺术家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地艺术产业缺乏支撑性配套服务，特别是本土艺术评论团体、艺术媒体、艺术中介机构，以及官方配合的产业政策、文化政策和税收政策。尽管深广官方对艺术产业越来越重视，艺术展览和研究机构的运作也日益成熟，但对本土艺术家和批评家的扶持力量相对有限，使得广东省内重要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成员基本来自于省外，相反，北京上海的艺术评论和研究很发达，艺术家与评论家、策展人相互依赖，本土艺术评论市场与中介体系的缺失，必然导致艺术家的流失，因此,广东的官方扶持要避免以规划建造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创意园区作为业绩展示的政策偏好，加大深层次开发和扶助本土艺术创作及其学术研究，逐渐建构粤港澳地区艺术产业各环节相互支撑的生态体系和自演化机制。

总之，香港艺术产业的未来发展有赖于某种"尺度跳跃（scale jumping）" [27],即从粤港澳地区而不是狭小的香港本身寻找空间。粤港澳地区独特的经济活力和全球化程度，可为艺术家源源不绝地提供创作灵感和思想深度，通过粤港澳联手培育艺术评论市场，留住艺术人才，创作出与大陆主流风格相异、且具有市场价值和本土文化内涵的艺术作品，再加上香港作为艺术品展示和销售的亚洲门户城市，有利于扭转香港艺术产业的失衡状态，建立整个地区艺术产业各环节合理分工和布局的生态平衡，从而使香港及其所在粤港澳地区，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艺术产业集聚中心。

[1] Hui, Desmond (ed.) (2003): Baseline study on Hong Kong's creative industries. Hong Kong, Centre for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有关地理学多重空间尺度的分析视角可详见：凯.安德森、莫娜.多默什、史蒂夫. 派、 奈杰尔. 斯里夫特 主编，李蕾蕾，张景秋译，《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 Tang Ying-chi (ed.) (2007): Oasis - Artists' studio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sia One Product & Pub.

[4] 有关什么是真正集群，可参见：李蕾蕾，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概念误区与研究趋势，《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66-67页。

[5] Choi Yan Chi (2001): From "Oil Street" to "Cattle Depot", in 1aspace (ed.): 1aspace, Hong Kong, pp.2-4.

[6] 参见 1）Chan, Howard (2002): The door is not yet open: What does artist village(s) mean to Hong Kong?, in 1aspace (ed.): in/b (published for the "In-Betwe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xhibit Program on Independent Art Space", November 2001), Hong Kong, pp. 47-49.  2） Fan, Anthea (2004): There is this Cattle Depot Artist Village in Hong Kong. In Harold Mok and Chan Yuk-keung (eds.) Hong Kong Visual Arts Yearbook 2003, Hong Kong

[7] 李蕾蕾，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影响，发表于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第四届年会郑州论坛《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论文集，2006年7月28-29日。

[8] 参见：Zhou Shangyi and Breitung,Werner (2007): The 798 Art District in Beijing -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a global city. Geographische Rundschau International 4, pp. 56-63.

[9] Mok,Harold and Chan Yuk-keung (eds.)（2004）: Hong Kong Visual Arts Yearbook 2003, Hong Kong, pp.300-301.

[10] Legislative Council (2009): Cattle Depot Artist Village (question by the Hon. P. Leung and answer by Sec. T.S. Tsang),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4/22/P200904220152_print.htm

[11] 有关"创意集群"的概念解释可参见：http://www.creativeclusters.com/modules/eventsystem/?fct=eventmenus&action=displaypage&id=36

[12] 例如，德国Essen市的一处废弃煤矿关税同盟煤矿（Zollverein）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又是著名的德国红点设计中心以及其他文化创意公司所在地。可参见：刘会远，李蕾蕾，《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13] 例如，伙炭片区有一栋名为华联工业大厦的旧厂房，因距地铁站相对最远、租金也最便宜，吸引了最多数量的艺术家承租，由于艺术家的持续入驻，其租金也逐渐抬升，不断超过周围其他几栋厂房，吸引了信和集团（Sino Group）对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活动的赞助，因为这些集团公司看重具有升值潜力的地产。

[14] Leung Po-shan (2004): Retreating from the forefront of officialization: The example of artists in Fo Tan Industrial Area. In Harold Mok and Chan Yuk-keung (eds.) Hong Kong Visual Arts Yearbook 2003, Hong Kong,

[15] Leung Chin-fung, Jeff (2008): An overview of the transitions undergone by major art exhibition venue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n Maggie Wan Chui-ki (ed.): Hong Kong visual arts yearbook 2009, Hong Kong, pp. 83-96.

[16]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ed.) (2006):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information to potential applicants for tenancy). Hong Kong.

[17] 长江创意产业研究中心，2006，文化创意空间研究计划，http://www.ckcci.org/HKbrochure/brochure13.html

[18]  Breitung, Werner (2007): Working, living, partying - The global city takes local spaces. Monitoring changes in Hong Kong under globalization. In: Du Guoqing (ed.) Tourism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Tokyo, pp. 139-160

[19] 参见苏富比拍卖行官网： http://www.sothebys.com/help/ch/index.html?lid=chinese_welcome_pg

[20] 参见佳士得拍卖行官网: http://www.christies.com/features/welcome/chinese/

[21] 参见：香港当代艺术市场有多大？2009, 《金融时报》http://art.zdia.com/zhongdingzixun/2009/353.html

[22] 参见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官网：http://www.hongkongartfair.com/chi/

[23] 相对于香港民间非盈利性艺术研究机构，如亚洲艺术文献库的低调发展，深圳、广州有着全国一流的对当代艺术积极扶持的美术馆（如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美术院校（如广州美术学院），以及作为商业地产投资项目的当代艺术展览和研究机构（如华侨城OCAT当代艺术中心、华美术馆等）。

[24] 如曹斐、蒋志、王宁德、储云等。

[25] 白双全作品见艺术家个人网页：http://www.oneeyeman.com/

[26] 据冯原在2009年12月9日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论坛"双城记：深圳与香港"发言。

[27] "尺度跳跃"是地理学空间尺度（scale）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例如，可参见：李蕾蕾，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人文地理》，2005年第2期：77-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