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莉的博客

公共空间和私人城市    

城市相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包括对于身体的公共空间和对于心理的公共空间。比如餐馆，提供了身体所需的食物，也是食客交流感情，疏缓内心的场所；医院，则是解决人的身心焦虑和病痛的首选之地。公共空间在城市是一个涵盖了技术，艺术和心理的应用广泛的词汇，这个空间对城市公众的包容性，沟通方式和使用限制等诸多问题，也成为艺术家和摄影家所关注的事情。公共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里，被规划营造的日趋扩大完善。然而大或者漂亮，并不就意味着好，因为商业利益的导向，公共空间有时演变成消费的主场，精神的垃圾堆。后现代的大众社会令人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并非这一社会中的人口数量，而是人群之间的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真正使人们相聚、相连而又相离的力量。

艺术家缪晓春在他的数字摄影中给我们勾画了一幅有关公共空间的繁华神话，在名为《庆》的作品中（图1），高楼林立的宏壮景观之下，如虫冢般黑压压密集的人群被压缩在地面上，主旋律般的蓝图暗藏着令观者不悦地阴影。房地产庆典之类的商业活动占据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人潮耸动似乎暗示了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然而这只是房地产经济的盛世，尽管其中的饱满是因为有很多泡沫来填充。作者似乎向观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在市场化现代化的今天，大众的公共空间的实质是在扩展还是在萎缩？

史国瑞是一个注重摄影本体语言的摄影家，在他的针孔成像的照片中，上海这座中国极具活力和实力的城市似乎开玩笑似的呈现出废墟的景观形态（图2）。建筑家矶崎新认为：未来城市是废墟，废墟一词有时间的指向，也有消亡－再生的轮回的意思。今天的繁华就是明天的破落，然后在破落中重建。废墟承接了文明的进程，也许它就是城市的本质？作者的针孔摄影语言正好吻合了城市时间的变动，空间的逆转这种根本的变化，具有一种超现实的见证性，这也是摄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的见证吧。

城市的现代化和都市化最大程度的方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存在批量生产和批发消费的生存现实，使得大众被权力的知识，审美和生活方式所支配，个体的差异和自由越发可贵。敏感的艺术家为逃避外在异化的世界，而转向内在的私人领域。在这个私人空间里，城市就变成了个人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城市，生活，都是强调主观自觉的意义和审美趣味，然而他们也无法避免的被周遭的生活和人群所投射映衬，于是，最敏感的艺术家们构筑了自己的私人城市。

从王宁德的作品《宁德年间--少年像》中可以看出来，作者以其敏感情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传式的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少年成长记忆（图3）。作品没有事件和时间，心理空间的场因破坏而无限放大蔓延，表达了70年代出生的男孩儿之怕和爱。这让人想起《挪威的森林》中的那个中年男人有点沉痛有点絮叨的诉说自己青涩年代的私人家史。作者以摄影为底子，加入了装置艺术的语言，从而使作品从现实层面上脱离出来而更具有个人化的面貌。

理性思考和观看闲情 

观看是一种置身于世界中的行为，而思考则是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手段。福柯认为，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充满了压制和暴力，眼睛作为最有效的权力器官施行着种种权力的机能。电影，电视，摄影，广告等等这些视觉形象的载体，在我们的观看中向我们渗透意识形态的眼光，权力的眼光，欲望的眼光。通过观看，我们学习取得事业成功，异性恋，保持好身材。知识，真理变成了权力的代名词，人们都用知识和常识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因而权力的眼光变得隐蔽起来。

饶有趣味的是，在胡杨的《上海人家》里，我们发现城市的权力眼光在中上阶层人家的视觉报告里有强烈的泄露（图4）。白领按照商业广告的指导和暗示享受有品质的人生，经营酒店者的家不亚于酒店的奢华，董事长有批量生产的商业巴洛克审美趣味。照片中的人按照化身为知识的权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这些照片又以真实可信的记录方式提供给观者一个具体可视化生存范本，权力的眼光在看与被看中轮回再生。陈丹青说过，摄影是无权者的权力，其实摄影也更可以是有权者的帮凶。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四处是幻象的时代。可以说，社会是幻象的社会，城市是幻象的城市，幻象是现代社会的梦魇，它向昏睡的人类表达欲望。在寂寞时候看作者电影，在休假时分匆匆观光远行，在时尚杂志里想象明星的光鲜，在别人的故事里翻腾爱恨情愁，这是我国文艺青年通常选择的生活方式。如果某天我们惊醒：我们赖以存活支撑内心的文学艺术都是人类制造的幻象产品，我们的感受和认知大都是基于幻象的二手体验及以此产生的新一轮幻象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已经疏离的真实生活？

在爱情这个人生基本问题上，幻象已经给我们定下完美的标准和范例，我们宁肯没有我们想要的爱情，也不愿向现实妥协，所以，我们无法容忍海波的《爱情》（图5）。在《爱情》里，抓拍和摆拍并置，隐秘和张扬并存。完全和幻象中的爱情不同，照片展现的是直接而无视他者窥探的欲望和煽情，这是一个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的男女问题的真相。爱情不是幻象，而是一种类似于破旧华服的景象。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好像出门旅行，离开那个给你琐碎人生和精美幻象的城市，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才获得一种在路上的清醒和自由。可惜心怀这种古典情结的人士非常遗憾的生活在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繁荣的旅游业已经把城乡幻象化，行走同样也变成了幻象的观看。而在家观看和在外观看，都逃脱不了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幻象。在郑浓的《大众迷宫》里，出行者一路观看下来，还是找不到自己，不知身在何处（图6）。于是，他们只是四处看看，看奇观看美景，也看奇观美景中的自己和他人。

那么，在我们这个激情泛滥的时代，是否还存在城市的"闲逛者"？在本雅明看来，闲逛者在城市中四下环顾，身份不清，他们是知识分子和拾垃圾者，带着时刻准备着承受被突然抛下某种境遇的孤独的自由。然而后现代的城市闲逛者即没有易受伤害的自由，也已经无心去拾拣人类丢弃的精神垃圾，或者说文明和垃圾的评判标准已经模糊不明，从某些角度说，文明即垃圾，垃圾即文明。闲逛者所能做的事情，除了观看，也许就是闲逛本身。

对于带着相机的知识分子--摄影家来说，边走边看似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协调结合，使他们的摄影更生活，使他们的生活更摄影。没有宏大严肃的思考，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揭示，闲逛者带着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捕捉街头的现实，体味文化的灵光。刘立宏的《城中摇曳》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后现代闲逛者的韵味城市，平静中点缀几分戏谑，几分超然(图7)。鬼魅小妖般的夜下舞女，大智若愚似的水中族类，作者的一些无心盲拍的照片，好像能够在无意中撕掉幻象的伪装，直指平凡隐忍的生活真相。

男性视点和女性缺席

世界银行组织曾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过调查，他们发现在中国的性别问题上，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没有相应提高，反而比建国以来还要低。无可否认，对于我们的城市，乃至我们的文明，男性性别处于权威和主体的身份地位，那么，大众用男性的眼光观看是否是一种理所当然？男性观看的神话因女性视点的缺席而成为理直气壮，潜移默化的常识，尤其在拍摄弱势性别群体的照片中，这种神话被无意识的暴露。

常青对乡村夜总会的服务人员的关注添加了他的镜头后面的温情，可惜这些以被人观看为生的女人们的面貌被摄取在胶片上，还是难逃被观看的命运（图8）。照片上的女人应该是习惯了被凝视或者窥视，似乎无可拘束无需遮掩，或者这是拍摄者有意赋予了被看的女人坦然的尊严，宽容的放松，以避免成为女性主义者言说的靶子。但是身处主流的男性难免受到潜意识的淫浸，而以主体的身份视女人为他者。女人身体的泄露，肌肤的反差，姿态的伸展，还是非常轻松地勾起了观者窥淫的欲望。代表着"现代"，"文明"，"良知"的摄影家就是这样给自己设定了双重标准，并试图从中找到某个平衡点。全世界的性别问题工作者也在正视两性差异的问题，努力建立有效的沟通而不是对立，不过看和被看的模式如果不能破除的话，温情和暧昧只能是两性关系之间的面纱。

然而，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中，性别问题已发展到多元性别和跨性别的差异，而非简单的性别二元对立，社会的弱势性别群体不仅仅来自于一般女性，还有非主流性取向的和变性的男性和女性。在变性人这里，性别的二元差别被打破，他（她）们这种跨性别的身份，在承受来自社会主流势力的沉重目光的同时，可能还会被社会其他弱势群体所隔膜和忽略。随着社会风尚的开通和医疗技术的提高，我国跨性别身份的社会公民逐渐有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仍很微弱，因而变性人问题在城市问题和性别问题中都值得关注。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心理承受和社会对他们的接受认可等诸多问题使得他们成为弱势中的弱势。

贾玉川在展览中做出了关于变性人的影像探讨（图9）。在作者的照片里，我们看到那些变性人衣着光鲜，表情淡漠，好像在艰难的用自尊掩饰内心的自卑和不安。然而在他们的尊严深处，有一种很少得到同情和关怀的失落，一种只能和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冷漠。性感恶俗的衣饰，歌舞声色的背景，作者给他们贴上了排除于主流人类之外的视觉标签，似乎变性人都不是什么正经人。的确，性别意识"混乱"的正经人恐怕也很难有勇气对自己的性别问题身体力行，这正是我们尊重变性人的原因之一。摄影的力量有时候在于持相机人的立场，然而在权力社会每个人都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社会的进步并不止于我们的社会能够容纳象乔治和吉尔伯特，罗伯特梅普尔索普那样的非主流艺术家，而是要打破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二元或多元的对立，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平和平等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由此看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包括摄影者之内，要走的路还很远很长。

在展览现场我们不难发觉，这是一个男性策展人的聚会，也是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和作为纪实报道的摄影的雄性眼光的集合，相对于多元的城市本质，看待城市问题的女性性别的视线在展览中缺席，更不用说更为弱势的跨性别群体。策展人顾铮在新闻采访中也不无遗憾的提到，他们对国内的女摄影家关注不多。我们不能要求女性艺术家但凡发表作品必有女性自身的视点，然而在都市影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到能够比较系统的梳理展示的今天，女性作者是否应有出声的自觉意识，策展人是否也要有收集这些声音以使都市影像真正的多元的自觉意识？

邢丹文是参展者中为数极少的女性作者之一，可能是一种反讽，她详细刻画了男人欲望的两个对象--房子和女人（图10）。在这些影像里，房子和女人互为装饰和符号，弥漫着不安和虚凉的味道。也许是出于揭示的需要，作者把女人置身于作为商品的住宅中，女人欲望着男人的欲望，和豪宅一起装点成功男人的精彩人生。城市商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弱化了女性的身份意识，使其成为被注视的他者，在性别的对持中不战而败，失声中缺席。

结语

用影像思考城市问题，关怀城市人群，大概是文明进程中人类进化而来的本能，也是本次摄影展的一个意义所在。在文明越走越远，文化越来越赶不上它的今天，游走在城中的每个人都有一面观照自己的镜子。而影像本身则是一种特殊的镜子，与影像制造者之间相互倒映，有时甚至是相互迎合取悦，然而就是这些镜中的风景锐化了我们的城市。